董明珠、宗庆后与马云对撕
在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所占比重高于制造业。例如，2014年英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高达高达78.4%。相比之下，中国服务业的GDP占比只有50%出头。
这些年来，一些财经人士提出，“世界工厂”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附加值太低，以后应该将发展重点放在服务业上，服务业带动的经济比工业拉动更高级，服务业占比高被当作转型升级成功的标志，制造业对经济的意义不像以前那么大了，诸如此类等等。
董明珠在2016年12月25日的《对话》栏目中，说年轻人愿意开网店不愿意干实体，对社会的冲击需要关注。
然而，许多制造业企业的掌门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例如，格力电器的董明珠女士认为，90后都去开网店是很危险的，如果年轻人不学习技术知识，终将威胁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未来的中国经济，究竟应该仰仗包括虚拟经济在内的服务业，还是应该继续依靠作为实体经济支柱的制造业?
此前，网络经济代表人物马云提出“五个新”：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和新能源，被娃哈哈的宗庆后直白怼了一句：我认为除了新技术以外，其他都是胡说八道。
宗庆后直白称，马云的“五新”除了新技术，其他都是胡说八道。
马云不依不挠，“中国不是实体经济不行了，而是你的实体经济不行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是对立关系”。
马云的后半句说的没错：发展服务业和发展制造业不能相互否定，但这二者确实涉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服务业高度依赖制造业
服务业可以大致分为面向企业的B2B服务(例如金融、咨询等)，以及面向个人的B2C服务(例如快递、餐饮、娱乐等)，这两者其实都高度依赖制造业。
要想明白这一点并不困难，但是需要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将国民经济作为一个内部充满互动的整体加以研究，而不能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将国民经济各部门割裂开来看待。
快递、餐饮、娱乐等B2C服务业的收入，来源于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城市居民得先有收入才有支出，而城市居民的收入，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恰恰是人力成本的支出。
由此可见，大型城市要想维持不错的经济格局，必须先有大型企业提供大量居民的收入来源;居民收入的一部分转化为消费支出，才能够支撑服务业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中国强大的制造业支撑了B2C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因为只有制造业才能为大量城市人口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
如果制造业崩盘，大量城市居民就会丧失收入来源和消费能力，服务业的收入又从哪里来?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造成东北大量工业企业倒闭，使得数百万下岗职工处于贫困边缘;居民消费的萎缩使得东北地区难以培养出有影响力的服务业企业。
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也是一样，制造业的覆巢之下，安有服务业的完卵?
制造业对金融行业的支持作用被无视了
再说说B2B的服务业——许多人看到了金融行业对制造业的影响，却没有看到制造业对金融行业的支持作用。
放眼世界范围内的金融中心，除却作为“白手套”的瑞士和作为转口贸易枢纽的香港这两个特例，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等世界性金融中心都位于制造业强国，这些制造业强国的货币均拥有强大的国际结算功能。
金融中心其实是个资本投机的平台，如果所在国的本币不是强势货币，外国资本的投机活动极易造成汇率剧变，对所在国构成严重冲击，甚至导致财政崩溃。
泰国超前发展金融业的结果就是1997年被索罗斯等资本大鳄引爆了金融危机。一国政府要是不能保证本币坚挺，那就别琢磨打造什么金融中心了，要不然金融市场分分钟变成金融屠场。
强势货币的背后其实是强势制造业。强势货币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可以用于国际结算，二是能够维持汇率相对稳定，这两方面都与制造业的格局有关。
在金本位成为历史之后，只有制造业强国的货币才有资格成为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别人持有你的货币，总得图点什么吧?持有制造业强国的货币，可以用于购买被他们垄断的高科技产品和高端工业品。
从波音公司购买大飞机不都得用美元结算吗?哪怕是与美国的关系不怎么和谐的国家，也不得不储备一些美元外汇用于国际结算，冷战时期的苏联与现在的伊朗都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强大了，别的国家才愿意持有它的货币。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不发达，该国货币恐怕只能用来购买这个国家的原材料和农产品，持有该国货币的意义也就不大了——想想看，你揣着一堆蒙古的图格里克能买到啥?
另一方面，只有制造业强国才有能力维持本币汇率的稳定。要想发展金融市场，就要给资本提供一些投机的空间，但是过度投机又会反过头来吞噬金融市场。
所以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永远是把双刃剑，必须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绝对意义上的“金融自由”是自取灭亡。
一个国家要想建设和维持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就必须掌握强大的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如果有外国资本就想做空某国的货币，这个国家要想维持汇率稳定，就必须依靠充足的外汇储备。而积累外汇储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出口大量制造业产品。
制造业闯关的关键时期，切不可自废武功
在中国制造业崛起之前，中国也曾主要依靠原材料和农产品的出口积累外汇储备。这样积累下来的外汇储备少得可怜，196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仅1.66亿美元。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旺盛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使得外汇储备呈指数增长，2015年达到了35255亿美元。制造业的强大为央行提供了大量“外汇弹药”用于抵御金融风险，使得中国有底气实行人民币的经常项目兑换，而不必采取20世纪90年代以前极为严格的外汇管制。
发展服务业自然有其道理，但不能由此认为“制造业已经过时”或“制造业不再重要”。
从历史上看，一个经济体制造业的水平往往决定了服务业能够取得的最高水平：拥有波音和特斯拉的美国，也拥有以金融和文化产业为支柱的服务业;拥有法拉利的意大利，服务业靠旅游和零售撑门面;至于东欧剧变后工业体系崩溃的罗马尼亚，早已沦为“欧洲大妓院”。
究其原因，制造业的水平决定了经济体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和资金流向。先把制造业做大做强，中国的服务业才有更长远的发展前景。
虚拟经济是指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资本循环运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虽然中国的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但虚拟经济不可能取代实体经济而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虚拟经济不能像实体经济那样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创造居民收入，无助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更何况，虚拟经济极易产生泡沫，近年来在互联网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
许多互联网创业公司尚处于“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起步阶段，商业模式八字刚有一撇，距离盈利还很遥远，却动辄得到几千万元乃至上亿元的估值。更有甚者，一些自媒体自称有数百万粉丝，连未来的盈利模式都说不清楚，就给自己安上个数以千万计的估值，然后急着变现。
可以说，与互联网相关的虚拟经济现在乱象横生，有些投资人是真傻，而另外一些投资人则是装傻——把一个公司尽快炒红，然后玩击鼓传花的游戏，在这家公司的泡沫爆炸之前出手套利。
没有脱离政治的金融，没有不抓金融的政权。国家现在也意识到了虚拟经济存在的问题。如果钱留在资本市场里打转转，却始终无法带动生产、消费和就业，那就真有问题了。
国家可以适当鼓励大众创业，但是千万不能指望大众创业成为解决年轻人就业的主要手段。坦率地说，真正适合创业的人是极少数，最好符合以下条件中的至少一个：
拥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商业经验：眼界和管理能力在同行业的人才中属于上乘。
实现了部分财务自由：即使几年内没有收入，家庭也不会面临严重的财务问题。
具有一定的融资能力：能够凭藉业界口碑和人脉找到合适的投资人，保证资金支撑到业务稳定。
掌握具有一定门槛的技术：别人即使想达到同等技术水平，也要消耗大量时间或支付巨额成本。
刚毕业的大学生不满足上述任何一个条件。缺乏经验、能力有限的大学毕业生去创业谋生，有很多先天的劣势，而先天的优势恐怕只有年轻和机会成本较低这两条。不客气地说，这并不比飞蛾扑火强到哪儿去，能支撑下来的是极少数。
而且，大学毕业生在市场上不具备任何融资能力，创业所需的经费恐怕主要来自于父母的积蓄。他们盲目创业的结果很可能是糟蹋了父母的积蓄却一事无成，陷入失业或半失业状态。
真正适合多数年轻人的道路，其实是毕业后找一份能够迅速积累业界经验的工作，一方面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提供学习机会和上升空间，另一方面为他们成家提供必要的收入来源，以制造业为主心骨的实体经济才能提供这样的机会。
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从低端制造业挣快钱的时代已近尾声。随着资产价格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无明显的成本优势。纺织业之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实早已向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
而中国的高端制造业正在冲刺阶段，正在努力冲破欧美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长期把持的技术壁垒。现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已经在电子产品等领域取得突破，接下来很可能在航空发动机、大飞机等领域开创新的格局。
一旦闯关成功，接下来就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景象，世界经济的分工体系将被中国彻底改变。
在制造业闯关的关键时期，切不可自废武功，更不能像某些西欧、南欧国家那样出现制造业“空壳化”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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